“我們國家的學術出版走出去越來越活躍，關于中國學術對全球知識體系的影響與貢獻的討論也越來越受到各界的關注。”從剛剛結束的第43屆智利圣地亞哥國際書展歸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黨委書記、董事長李永強向《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記者這樣講述感受。

許多從事學術出版的出版人都能明顯感受到，因為中國的發展和中國學術水平的提高，海外市場對中國學術圖書的需求正在增強。

一方面，國際社會對研究中國以及中國研究者學術成果了解的需求變多，中國學術出版也在通過參與國際展會、建立合作出版機制等方式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另一方面，學術圖書出版機構要想更高質量地走出去，仍然需要直面翻譯及版貿人才匱乏、學術出版數據庫建設起步較晚、在海外精準觸達目標讀者群存在難度等現實問題。

如何看待中國學術出版走出去的硬幣正反兩面？記者就此問題采訪了出版單位領導、相關負責人和業內專家，深入探討我國學術出版走出去的好經驗、面臨的問題以及未來努力的方向。

中國學術出版越發受到國際矚目

在第43屆智利圣地亞哥國際書展中，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舉辦了“中國式現代化與中拉出版合作新機遇論壇”，收獲很好的反響。李永強表示，線下國際書展近兩年快速回溫。從去年開始，人大社全面恢復了線下參展海外國際書展。不僅是在圣地亞哥，人大社在倫敦書展舉辦的“中國學術的全球分享與傳播出版論壇”同樣吸引了許多中外出版文化界、高校智庫和媒體的目光。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國際合作部副主任王威則介紹，在前不久舉行的第76屆法蘭克福書展上，上海交大社與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團分別就“無人機系統特征技術系列”英文版、“軟體機器人前沿叢書”英文版成功舉辦簽約儀式和新書首發式，這兩套小眾的學術研究圖書，因為緊跟國際前沿熱點，成功實現了對外輸出。

中國學術著作越發受關注，出版機構傾向于選擇怎樣的發展模式？采訪過程中記者發現，集中力量打造精品是眾多出版社的選擇。

李永強說，“高端學術出版走出去”是人大社的特色，出版社對這項工作總結了8個字的要求——“三個聚焦”“三個頂尖”，即聚焦中國、聚焦當代、聚焦學術，堅持與世界頂尖、行業頂尖、所在國頂尖出版社合作。李永強向記者重點介紹了兩套圖書，一套是“中國式現代化研究叢書”，這套書目前已出版英文、烏茲別克文、哈薩克文等20余個語種，版權輸出到多個國家與地區。另一套是“中國視角叢書”，這套書匯聚當代中國人文社科發展前沿成果，有助于海外讀者進一步認識中國、了解中國，為“中國方案”走向世界提供學術支撐，目前人大出版社和英國勞特利奇出版社已經合作出版這套書中的40余種，未來每年都將有新的品種陸續出版。回顧這兩套書走出去的成功實踐，李永強介紹，“中國式現代化研究叢書”是“一套學術圖書實現多語種并行”，“中國視角叢書”則是“中國學術走進主流國際策劃”，雖然表現出來的走出去路徑不同，但其成功走出去都體現出國際社會對中國發展的關切。

廣東人民出版社在中國學術精品翻譯方面起步較早，成功推動了一批優秀的學術精品在世界各地以多種語言翻譯出版，如《中國家庭史》《歷史視野下的中華民族精神》《守望中國價值》《歷史性句號》《賬本里的中國》等。廣東人民出版社版權和數字出版中心主任黃潔華講述了近年發生的很有代表性的學術出版走出去故事。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南國商學院教授池圣女一直關注中國古代哲學方面的經典著作，她得知廣東人民出版社一直在推動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馮達文代表作《宋明新儒學略論》的外譯工作，便表示希望組織中韓兩國專家合力翻譯。立項后的3年多里，各方排除萬難，緊密合作，最終按時并高質量地完成了韓文版的翻譯工作。今年的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還舉行了《宋明新儒學略論》韓文版新書發布儀式。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發行部主任王斌也介紹了一個表現突出的例子。經濟學家蔡昉的學術著作《破解中國經濟發展之謎》英文版在施普林格出版后，社科社嘗試了聯合發行模式，截至目前，在線下載量已超過1.2萬次。“雖然只是一本書的數據，也還是傳統電子書的形式，但這一例子讓我對耕耘國際市場信心倍增。”王斌說。

暨南大學出版社則依托百年僑校優勢學科資源，出版了一批“僑”字牌圖書，華人華僑研究圖書出版特色鮮明。同時，在習近平總書記2018年考察暨南大學時“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播到五洲四海”的勉勵下，暨大社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重點出版領域。暨南大學出版社社長陽翼介紹，暨大社依托已有傳統文化資源開發了“中華學術外譯書系”，還積極輸出了《中國多民族同源神話研究》《中國少數民族美術史略》《中華文化外譯書系·詩歌中國》，以及“潮汕文庫·研究系列”中的《潮汕華僑史》《汕頭埠老報館》《汕頭埠史話》等。暨大社出版的由中國社科院民族文學研究所教授王憲昭著、暨南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朱湘軍等人翻譯的《中國多民族同源神話研究》還獲得了國家社科基金中華學術外譯項目，英文版將于近期由圣智學習亞洲有限公司在海外出版發行。

面臨新理論闡釋不及時、數據庫建設不足等挑戰

雖然我國學術出版走出去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不容忽視的是，目前這項工作仍然面臨諸多挑戰。正如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國際室副研究員甄云霞所認為的那樣，近幾年，國際形勢復雜，政治經濟外交等不確定因素持續發酵，“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合作意愿相對較強，而與歐美國家合作中比較被動，尤其是學術出版走出去面臨阻力。

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文化走出去效果評估中心執行主任何明星認為，中國學術出版走出去面臨的問題依舊是在國際政治、經濟、文化上的“三個不匹配”。“三個不匹配”的核心是中國學術出版沒有充分發揮“知識生產與知識傳播”的作用與功能，導致國際主流的思想場域中依舊流行西方中心主義視角下對于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解讀、過濾，并被貼上各種標簽。新出現的理論概念尚還缺乏中國出版尤其是學術出版的積極跟進，對“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等概念的系統性闡釋還不充分。

陽翼認為，隨著國家文化軟實力的增強和國際交流的增多，中國學術出版走出去的動力也在不斷提升。數字化浪潮下，盡管中國學術出版在數字化方面取得了一定進展，但與海外相比，學術出版數據庫建設等方面仍存在差距。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文化差異和語言障礙也是影響中國學術出版走出去的因素之一，因此，需要加強譯者的專業培訓和選拔，提高翻譯作品的整體水平，確保翻譯作品能夠準確傳達原文的意思和風格，同時也能符合國際學術出版標準。

甄云霞還在采訪中提到，學術出版學科性強的特性，決定其受眾相對較窄，如主題出版類圖書，受眾集中在各國政界、學界人士，未進入海外主流渠道和受眾群，學術出版在海外市場的可見度有待提升。需要注意的是，學術出版走出去還存在不良競爭的問題：一方面，學術圖書扎堆版權輸出，良莠不齊，質量得不到保障；另一方面，部分出版機構過于依賴走出去資金支持，甚至出現了用非常規手段擾亂市場規則的情況，學術圖書的落地效果更無從談起。

以技術和模式創新構建有效國際傳播體系

走出去的挑戰猶如跨欄賽場上的欄架，跨越欄架固然不易，但也間接迫使出版機構向著更高更強的目標不斷探索出路。

國際出版優秀人才缺乏是困擾出版社的重要欄架。甄云霞認為，只有擁有懂學術出版、了解國際出版市場且具備多語種溝通能力的人才，才能將更多承載中華學術思想觀念的圖書介紹給海外讀者，幫助國內優秀學者在國際學術界發聲，獲取國際社會的理解和認同，提升我國的學術話語權。何明星同樣強調，要加強跨文化的出版人才建設工作。“希望未來中國出版企業不僅僅以中國員工為主，還需要大量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編輯、出版和發行人才。”何明星如是說。

多位受訪人還提到了學術出版走出去需要在融合創新以及探索合作新模式上下功夫。李永強建議出版社嘗試推進跨界協同，探索出版與外交、旅游等相關領域的協調配合，嘗試出版與媒體、高校等其他主體協同發力。搭建合作平臺，通過成立出版合作平臺、合建文化交流平臺、共建圖書出版中心等，助力共享出版資源，開展形式多樣的國際人文交流合作。甄云霞表示應加強技術創新、模式創新，挖掘現有資源，探索升級知識服務水平，基于學術出版的融合發展，實現多種形式的走出去。

政策支持也是普遍訴求。李永強提出，希望國家能夠加強頂層設計，拓展走出去項目扶持資金的使用范圍，提高資金使用效率。要更好發揮政策導向作用，通過學術外譯、絲路書香工程等項目對學術出版走出去的支持現狀進行改進，除了前期把好質量關外，在資助環節上也應進一步向落地效果傾斜，對發行宣傳環節加大支持力度。甄云霞也認為，在海外市場渠道信息獲取和溝通方面，需要為出版機構搭建平臺，提供政策和資源支持。

“我們需要自信構建更有效的國際傳播體系，出版大有可為。”李永強如是說。甄云霞則提醒學術出版機構要聚焦自身學術資源優勢領域，打造鮮明特色和品牌，進一步增強在目標市場的知名度和競爭力。